我國論文數量世界*，被SCI數據庫收錄的論文數*二，但不得不承認的是，我國原創性成果還是太少。“沒有自己創新出來的儀器設備，很難獲得世界*的突破性、變革性的成果。”全國人大常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陳宜瑜說。
　　
　　科研儀器是用來求索未知的工具。據不*統計，20世紀以來，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頒給與分析儀器發明發展直接相關的實驗項目達27項之多，約有60%的諾獎獲得者是用自己設計的工具發現了別人沒發現的東西。而我國許多科學家在進口來的成型儀器中，只能看到那些被揭示過的現象。
　　
　　儀器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嚴重制約我國科技創新
　　
　　天文望遠鏡的誕生開辟了天文學研究的新紀元，透射電鏡和掃描電鏡促進了生命科學和材料科學研究的快速發展，掃描隧道顯微鏡的發明推動了納米科技的發展……陳宜瑜說，科學發展的歷史表明，一種新的科研儀器或工具，往往成為開辟新研究領域的金鑰匙。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所長徐濤對此深有體會。他曾工作過的德國馬普生物物理化學研究所的歐文·內爾教授，因開拓細胞離子通道研究獲得1991年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這項研究就始于儀器創新，他開發了一種可檢測到非常微弱電流的儀器，從而開辟了新的研究領域。”
　　
　　另一個例子同樣說明研發儀器的必要性：人類基因組計劃開始的時候，科學家估計需30年測序完成。而研發出96道毛細管電泳測序儀后，測序任務3年就完成了。
　　
　　“正因此，加速科學儀器創新與發展已成為世界各國科技投入的重點之一。”陳宜瑜說。
　　
　　遺憾的是，此前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對儀器創新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投入的力量也不夠。數據顯示，我國每年上萬億元的科研固定資產投資中，有60%用于進口設備，部分領域的儀器100%依賴進口。
　　
　　全國兩會前夕，科技部發布的《科研條件發展“十二五”專項規劃》指出，科學儀器設備大量依賴進口、關鍵核心技術和設備受制于人，已成為制約我國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的關鍵因素之一。
　　
　　支持科研儀器創新的布局在國家層面展開
　　
　　近兩年，隨著我國科研走向，人們逐漸意識到科研儀器、尤其是科研目標導向下的儀器創新之于占領科技制高點的重要性。一個支持科研儀器創新的布局在國家層面展開。
　　
　　2011年，為貫徹落實《國家中長期科學與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推動我國重大科研儀器設備自主研制工作，中央財政撥專款設立國家重大科研儀器設備研制和開發專項。其中，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負責管理重大科研儀器設備研制專項，著力支持原創性重大科研儀器設備研制工作；科技部管理重大科學儀器開發設備專項，主要資助重大科學儀器設備的開發。
　　
　　“重大科研儀器設備研制專項突出科學目標引導，鼓勵和培育具有原創性學術思想的探索性科研儀器設備研制，為科學研究提供新穎手段和工具，帶動學科發展，開拓研究領域，提升我國科學研究原始創新能力。”陳宜瑜說。
　　
　　徐濤主持的“光電融合超分辨生物顯微成像系統”是重大科研儀器設備研制專項*獲批的9個項目之一。該成像系統是一個可記錄細胞內蛋白質位置和結構信息的“攝像機”。“我們希望zui終能形成一個精細描述細胞內部構造的三維‘地圖’。”
　　
　　其他幾個獲資助的項目，涉及*超短激光、拓撲量子計算等多個領域。“中科院大連化學物理所承擔的‘基于可調極紫外相干光源的綜合實驗研究裝置’一旦建成，能實現大氣環境的全空間實時監測，獲得的數據就是我們*的。”陳宜瑜說，“而且我們強調的‘重大’，重點不是指規模和金額，而是科學意義。我們也不要求一定形成批量生產，允許失敗。”
　　
　　“我們現在做這個項目，可謂是‘天時、地利、人和’”。對于項目本身，由于尚未完成，徐濤不愿多說，但他肯定了重大科研儀器設備研制專項對于其工作的巨大推動作用。“加快了我們所電子顯微鏡和光學顯微鏡兩大方向的融合，讓我們全力以赴地抓緊做這件事情。”他坦言，“即使沒有專項支持我們可能也會做這件事，但進度不會這么快，而稍微慢一點，就可能在激烈的競爭中被別人超越。”
　　
　　他說，他們的目標是針對生物樣本發展納米尺度分辨的融合成像系統。“這一技術手段可極大推進新興的細胞結構生物學的發展，上都在爭奪發展先機。”他還透露，盡管項目并沒有產業化要求，他們也一直很低調。但是，一些國外的*廠商聽說他們的研究內容，已經提出了合作的意向。
　　
　　記者注意到，按照《科研條件發展“十二五”專項規劃》的目標，到2015年，我國科研條件自主研發能力將顯著增強。攻克一批科學儀器新原理新方法，突破一批核心技術和關鍵部件，研發形成20種以上具有原創性的科學儀器設備，200種以上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產業核心競爭力的重大科學儀器設備；科研用試劑、實驗動物資源、國家計量標準研發能力進一步提升，創新方法的研究與推廣應用進一步深化。
　　
　　營造利于儀器創新的氛圍培養一支隊伍
　　
　　有了經費和項目，儀器創新仍是一個漫長歷程。包括徐濤在內的許多科研人員認為，要營造有利于儀器創新的氛圍，應首先完善科技評價體系，而這也是此前制約我國科研儀器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目前我們的評價體系過于單一，偏重發表文章的數量和質量。既然買現成儀器做實驗，也能很快發文章，何必花那么多力氣來搞儀器？”徐濤說。
　　
　　相比之下，“英國劍橋MRC分子生物學實驗室（LMB）則將發展新手段新方法列為科研人員的考核指標之一。他們不僅看重你在科學上是否有重大突破，更看重你是否發展了新技術新方法，這些新技術新方法有沒有推動所在領域的進步”。徐濤說，LMB是DNA雙螺旋模型的誕生地，也是誕生了12個諾獎得主的研究機構。
　　
　　與評價體系直接相關的，是如何建立一支穩定的儀器研發制造技術人才隊伍及相應的配套服務。
　　
　　徐濤至今仍對馬普研究所一層的儀器加工中心記憶猶新。“中心有精密機械、精密光學、微電子等各個加工車間。如果有個新想法，畫出一個簡單的示意圖，那里的師傅一兩天就能做好。”
　　
　　同樣的活兒，國內可能得兩三周才能完成。“因為加工量小，外面的企業往往不愿接儀器的單個零部件加工，好不容易求到人了，也會拖很長時間。我們耗不起啊。”徐濤說。正因為這樣的無奈，2009年，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生命科學儀器加工技術中心成立，中心下設的精密加工中心也于去年掛牌成立。曾從事過科研及儀器加工的孟濤，成為該中心的負責人。
　　
　　像孟濤這樣的人才可是香餑餑。“熟練掌握儀器操作和開發的人，很快就會被大儀器生產廠家挖走。前不久我剛挽留了一個。”徐濤說，所里正采取措施穩定這支隊伍，比如對他們實行單獨考核。但更多時候，只能給他們畫個“等到成功那一天”的餅，因為給不了大公司的優厚待遇，只能以事業留人。
　　
　　“儀器創新涉及到多學科的交叉，科研人員不懂機械，搞機械的人不懂科研，我們也希望這個項目能培養一批儀器加工人才。”這也是陳宜瑜重點考慮的問題。